关于学术造假所涉及相关职务犯罪的浅析

“翟天临事件”再次让公众聚焦困扰已久的学术造假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从目前“翟天临事件”向公众披露的信息显示，翟天临的行为被界定为学术不端，而学术不端仅仅是学术造假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学术造假是指剽窃、抄袭、占有他人研究成果，或者伪造、修改研究数据等行为。目前，学术造假主要有侵害他人研究成果的相关权益、伪造篡改实验数据、骗取科研立项及相关经费等表现形式。

学术造假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国家学术资源公平、公正分配的一种践踏，是致使国家科研资金被浪费、流失和侵吞的罪魁，归根结底，学术造假是一种严重破坏学术环境、阻碍学术发展的腐败行径。

学术造假中可能涉及哪些职务犯罪行为呢？大致有如下比较典型的情形：

一、涉嫌行、受贿行为。某些个人或单位，为获取荣誉、职称、项目、科研经费等利益，通过造假、欺诈等手段，暂时获取了符合参评、参审的形式资质，但如果经过严格的实质审查或监督，其上述劣迹很容易败露。然而，一些丧失职业原则和道德底线的审查者或监督者们，却从中觅得了所谓的“商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人格沦丧、责任失位的情形下屡见不鲜。

二、“客观形式贪污”的行为。这里所说的“贪污”，仅指发生于学术造假过程中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必要的犯罪构成要件，但很多学术造假行为中，被骗取的科研经费往往并未被行为人据为己有，而是作为制造虚假学术成果、从而谋求个人利益的资金,故无法在刑事犯罪层面追究相关行为人的责任。其实，上述行为已经满足了贪污罪的客观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就曾指出“学术造假所得的经费和待遇来自于国家和人民，其行为的本质与贪污受贿、骗取国家财产没有什么不同”。依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目前就“骗取科研经费、谋求个人利益”的学术造假行为还没有相关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答了为什么学术造假之风屡禁不止的原因，因为学术造假的违法成本相对较低。

三、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的行为。无论是科研立项的审批部门、还是学术经费的管理部门，对于通过学术造假骗取科研经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而承前所述，科研经费属于公共财产，上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以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罪科以刑责，但在学术管理领域，依据该罪处罚相关责任人的案例近乎凤毛麟角。客观地讲，即便立案调查，也将是非常棘手的，因为不同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学术造假涉及的专业性实在太强了，损失的界定也不易量化，加之相关利益共同体若不配合甚至阻挠、妨碍调查，定案的证据就更加难以固定。

当前，对于学术造假的处置，大多以单位内部制订的相关处分规定来执行，很难看到刑事追诉的影子，惩治力度和效果都较为有限。相对而言，国外对于学术造假的一些做法颇值借鉴，比如前两年在全球学术界引发震动的美国杜克大学的波茨.康德案。波茨.康德因可能利用伪造的数据帮助其原就职的杜克大学福斯特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机构骗取联邦政府总计2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和补贴，被联邦法院认定其已涉嫌违反《虚假申报法案》，作为在涉嫌纵容学术欺诈且利用伪造数据谋取利益的杜克大学，面临着不仅要返还2亿美元的科研经费，而且还要上缴六亿美元罚款的处罚。因为根据《虚假申报法案》，骗取联邦政府科研经费，不仅要如数返还，还需要缴纳最高可达3倍的补偿款。尽管该案仍在审理中，尚无定论，但足见美国对于学术造假的雷霆手段。

诚然，也要看到我国对惩治学术腐败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已经把“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明确为监察对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也不乏对学术造假相关行为的处罚规定，比如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或者其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有了反腐的利器，也需“师出有名”，如此才可有的放矢，比如美国就设有“伪造研究数据罪”、韩国也设有“欺诈政府科研资金罪”，由此，我国也需从立法层面尽快完善关于学术造假的相关罪名；其次，有必要组建或者在已设机构的基础上新增或改进一支专业的学术腐败鉴定力量，配合调查主体取证，提供专业化的意见或建议；此外，还要加速建立诚信体系，构建全覆盖的信用机制；最后，要尊重公众舆论和民间机构对学术造假的监督，使其成为党纪行政处置或刑事犯罪调查的有力补充。

综上，才可以让学术造假行为既在道德层面遭遇鄙夷和谴责的同时，又在党纪国法面前受到应有的惩罚与裁判。

来源：微信公众号反腐倡廉智库，作者：筱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