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总监收取供应商“回扣”，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关键证据是什么？

首先，证明主体身份与职务便利的证据至关重要。需要提供劳动合同、任职文件、岗位职责说明等，明确行为人系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具体负责与供应商对接、采购决策、合同审批等职务。这是认定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前提。

其次，证明“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行为的证据是核心。这包括：1. 电子数据证据：如微信、短信、邮件往来记录，其中明确提及回扣比例、支付方式（如转账至指定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或支付现金）、金额及与业务挂钩的暗示或明示内容。2. 银行流水记录：显示供应商或其关联方向业务总监本人、其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账户转账的记录，且该款项无法合理解释为正常劳务报酬、借款或赠与。3. 书证：供应商账目中可能存在的以“咨询费”、“服务费”、“佣金”等名目列支的不明款项，且对应业务总监负责的项目；双方签订的合同或补充协议中可能存在的不合理价格条款，其差价部分实质为回扣。4. 言词证据：供应商方面经办人员、财务人员的证言，证明支付回扣的原因、过程与业务总监的要求；公司内部知情同事的证言。

再次，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据需形成关联。这包括：1. 业务证据：显示该供应商在业务总监任职期间获得了合同、订单、提高采购价格、放宽验收标准等利益的相关采购合同、订单记录、审批单。2. 证据间的关联性：需证明收受财物行为与谋利行为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在内容上具有关联性，即“事成”后给付或为“办事”而提前给付。

最后，证明“数额较大”或其他严重情节的证据。根据司法解释，需达到一定数额标准才构成犯罪。因此，累计计算回扣总额的财务证据、审计报告等是关键。此外，即便数额未达标准但情节严重（如多次索贿、造成公司重大损失等）的证据也同样重要。

综上所述，构建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将主体身份、收受财物行为、谋利事实及数额情节等证据环环相扣，是成功指控业务总监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核心。企业应加强内部审计、合规培训与举报机制，以预防和及时发现此类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