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纠纷还是刑事犯罪？“职务侵占罪”与民事侵权的核心界定。

在企业经营与公司治理中，股东之间因利益分配、公司控制权等问题产生纠纷屡见不鲜。当矛盾激化，一方指控另一方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物时，问题便从普通的民事争议，滑向了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敏感地带。此时，清晰界定“职务侵占罪”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的核心区别，成为厘清责任、解决冲突的关键。

首先，必须明确“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构成要件。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该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其核心要素在于：行为主体必须是单位人员，利用了“职务便利”，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将“本单位财物”占为己有的行为，且达到“数额较大”的追诉标准。这完全不同于股东间因投资比例、分红协议不明确或公司财务管理混乱引发的财物归属争议，后者通常属于民事合同纠纷或侵权纠纷范畴。

那么，如何区分刑事意义上的“职务侵占”与民事意义上的“侵权”或“不当得利”？核心界定标准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行为性质与手段：“职务侵占罪”强调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权力或方便条件，其行为具有隐蔽性和职权滥用性。例如，总经理伪造交易套取公司资金，财务人员篡改账目将公款转入个人账户。而民事侵权往往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可能因合同履行瑕疵、授权不明或重大误解导致财物被占用，缺乏这种利用特定职务便利的典型特征。股东未经有效决议而支取公司资金，若其本身具有相应审批权且资金往来记录清晰，争议焦点可能在于程序是否合规、用途是否正当，这首先应通过公司章程和公司法框架解决。

第二，主观意图：“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职务侵占罪的主观核心。这意味着行为人意图永久性地剥夺单位对财物的所有权，而非临时占用或用于公司经营。司法实践中，会综合考察资金去向（是否用于个人消费、挥霍或隐匿）、是否有归还行为或意愿、是否存在伪造销毁凭证等掩盖行为。相反，民事纠纷中，当事人可能承认对财物的占用，但主张其基于某种合同关系、投资约定或为解决公司事务而临时动用，并无永久侵占的主观恶意。例如，大股东控制公司资金用于关联公司周转，若账目可查、有合理商业理由且未意图化为私有，更多引发的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等民事诉讼。

第三，财物属性与数额：职务侵占的对象是“本单位财物”，包括货币、实物及财产性利益。民事侵权所涉财物，在股东纠纷中可能涉及股权本身、预期分红或对公司资产的使用权益，界限有时较为模糊。关键在于财物是否在法律上已明确归属于公司法人财产。股东出资后，其出资即转化为公司独立财产，任何个人（包括股东）非法侵占这部分财产都可能触犯刑律。而“数额较大”是入刑门槛，各地标准不一，但通常有明确金额规定，未达标准则不构成犯罪，但仍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四，法律关系与救济途径：职务侵占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司财产权，也破坏了公司职务的廉洁性，由国家公诉机关追诉。民事侵权主要涉及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由权利人自行提起诉讼。实践中，二者可能交织。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时，常需进行初查以判断是否存在犯罪事实，避免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若股东纠纷本质是对于公司经营决策、利润分配方案的争议，即使一方转移了资产，也可能被认定为民事违约而非刑事犯罪。

因此，当面临疑似职务侵占行为时，应冷静分析：行为人是否具备特定身份和职务便利？其手段是否直接利用了该便利？转移财物的目的是否为个人永久非法占有？公司财物与股东个人财产的界限是否清晰？争议是否源于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或约定不明？准确回答这些问题，方能有效区分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避免维权不当或错误追责。

对于企业而言，预防此类风险的根本在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权利与义务，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和决策程序，确保公司财产独立。当纠纷发生时，应优先寻求民事协商、仲裁或诉讼途径解决。若确有证据指向符合职务侵占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则应及时固定证据，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清晰的法律边界意识，不仅是保护企业利益的盾牌，也是股东与高管规范自身行为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