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师赵正彬,受贿罪的行为模式体系与司法认定核心

北京律师赵正彬,受贿罪的行为模式体系与司法认定核心

受贿罪的核心在于权钱交易。其认定始终围绕“利用职务便利”与“财物”之间的对价关系展开。以下从行为模式体系入手，解析司法实践中的认定要点。

一、 基础构成：典型受贿（刑法第385条第1款）

这是受贿罪最根本、最常见的形式。其行为结构可分解为：

1.行为内核：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定义：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认定关键：职权与请托事项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不仅包括直接利用自身职权，也包括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利。

2.行为方式：索取或非法收受

索取：主动要求对方给予财物。此为从重情节，且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构成要件。

非法收受：被动接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此种情形下，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求。

3.对价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

内涵扩张：司法实践中，此要件已从“实际谋取”扩展到包括“承诺、实施、实现”等多个阶段。

实际谋取：已通过职务行为使请托人利益得到实现。

承诺谋取：明知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即视为承诺，无论事后是否实际行动。

意图谋取：收受财物与其职务行为相关，足以推定其存在将来利用职务便利谋利的意图（尤其针对“感情投资”情形）。

利益性质：所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不影响本罪成立，但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加重处罚情节。

4.犯罪对象：财物

范围：包括货币、实物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如干股、股权、债务免除、房屋装修、会员服务、旅游费用等，其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应支付的对价计算。

二、 衍生形态：特殊受贿行为类型

在典型受贿基础上，衍生出多种特殊行为模式，其认定规则各有侧重。

1.经济型受贿（刑法第385条第2款）

行为场景：发生于经济往来中。

行为表现：违反国家规定（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并归个人所有。

认定要点：无需“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打击重点是经济领域的违规获利行为。

2.斡旋型受贿（间接受贿，刑法第388条）

行为结构：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 →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 索取或收受财物。

认定核心：

行为间接性：不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因职权地位形成的横向或纵向影响关系。

利益特定性：必须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谋取正当利益，则不构成此罪。此乃与直接受贿的关键区别。

3.交易型受贿

行为表现：以表面合法的市场交易形式掩盖权钱交易实质，如以明显低于市场价购买或以明显高于市场价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

数额认定：受贿数额 = 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

4.干股型受贿

行为表现：未出资而获得公司股份（干股）。

数额认定：

股份已转让登记：按转让行为发生时股份的价值计算。

股份未实际转让：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三、 时空变异：受贿与履职时间的分离

1.事后受贿

行为表现：在职时为他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

认定关键：是否存在事先约定（明示或暗示）。有约定，则视为受贿行为的整体延续，以受贿论处；无约定，一般难以构成本罪。

四、 模糊地带：罪与非罪的界限

1.“感情投资”与贿赂的区分

区分标准：核心在于是否有具体的请托事项。

司法演进：过去无具体请托事项的长期“感情投资”难以入罪。现今，根据司法解释，多次收受下属、管理对象财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可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辩护时需重点围绕“无具体请托”和“正常礼尚往来”展开。

2.赌博、委托理财等隐蔽方式

认定原则：穿透表面看实质。需通过证据证明双方有行受贿的通谋，所谓的赌博输赢、投资收益仅是掩盖非法目的的手段。

五、 共同犯罪

主体范围：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共犯。

常见情形：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情人或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事先通谋，代收财物或协助完成权钱交易的，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总结与辩护要点：
在办理受贿案件时，应围绕上述行为模式进行针对性分析。辩护策略可集中于：主体身份是否符合、是否实际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与职务行为是否具有对价性、“为他人谋利”要件是否满足（尤其是斡旋受贿中的“不正当利益”）、财物价值计算是否准确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约定（针对事后受贿）等核心环节，逐一审查证据，厘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