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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咨询律师_受贿后处分行为是否影响数额认定

2021-05-15 10:36:51分类:受贿罪律师实务 阅读:2954
文章导读:受贿罪咨询律师_受贿后处分行为是否影响数额认定 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他人的财物后,被纪检监察机关给予的相关的处分后,将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之后又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上交的陪分,是否认定为犯罪数额,有一定的争议。

受贿罪咨询律师_受贿后处分行为是否影响数额认定       

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他人的财物后,被纪检监察机关给予的相关的处分后,将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之后又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上交的陪分,是否认定为犯罪数额,有一定的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表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说明其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因此排除犯罪性。收受财物后因自身或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受贿犯罪已经实施完毕,且主观上没有悔罪之意,应构成受贿罪。单纯结合《意见》第九条的标题“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与下文论证内容予以考察,本条司法解释相当精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亦较强。但是,《意见》并没有立足于更高的层次分析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的处分行为是否影响受贿性质认定与犯罪数额计算。一线办案人员普遍反映受贿后的处分行为是否影响犯罪数额计算仍旧是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难题。          

刑法理论与实务界曾广泛讨论“受贿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是否应予扣除”,基本上坚持个人处分贿赂款物是犯罪以后的行为,不应在犯罪数额中扣除。但实践中竟然出现了“劫富济贫”的案例:受贿人收取财物后将之捐献给慈善机构,造福于公益事业。此外,国家工作人员将受贿所得用于业务支出的事实并非少数。实践中的有观点指出:“劫富济贫”式的受贿行为非但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反而有利于发展慈善福利、遏制贿赂的泛滥;受托人将受贿所得用于业务支出,自己并没有实际取得财物,行为本身不具有腐败性,亦未侵犯职务廉洁性,并非自用的贿赂部分应当在犯罪数额中进行扣除;刑法应当区分不同情况,独立判断处分行为是否影响犯罪数额计算。反对意见认为:刑法理论应贯彻到底,既不能对同一犯罪行为多次评价,也不能在定罪阶段中融入对事后处分行为的考察;处分行为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充其量只能成为刑罚裁量的酌定情节。折衷观点主张:原则上不认可受贿财物并非自用部分应当进行扣除的操作方式,但当且仅当行为人收受的是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且收受后用于本单位业务交往,未归个人所有的,才不认定为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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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的刑事司法实践表明,受贿所得后并非自用部分的犯罪数额计算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工作人员。随着2006年惩治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展开,该问题再度成为热点,实践部门正在通过努力不断总结更为细致的判断规则。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工作人员撰文指出:只有在被告人将财物用于公务或者公益性支出时公开了该财物的来源或性质的,才可不以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私自将收受他人的财物用于公务或公益性支出而未予公开的,就只能在量刑时作为从轻情节考虑。 部分地方司法机关亦在内部的协商研讨中指出:私自将收受财物用于公务支出的,一般应当依法认定相应的受贿数额,但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但是,行为人收受财物用于公务支出后,及时公开说明财物性质与理由的,可以在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上述实践性观点操作性较强,只是缺乏刑法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论证。   

 受贿所得财物的处分行为是否影响犯罪数额的认定?凭籍综合运用刑事政策、刑法总则、刑法分则理论对此问题展开解释,我们认为,受贿后所得财物,不论其用于个人开支还是用之于业务活动或者社会公益活动,原则上均不影响客观行为的受贿本质,犯罪数额也不能予以扣除,仅在例外情况下可阻却其受贿的犯罪性质,不计入犯罪数额。   
首先,从宏观的刑事政策角度分析,治理受贿犯罪,应当立足于“严”这一基点,不能有“法不责众”的思想,应当从有利于严密法网、严格治吏的角度去科学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于受贿人以已经将收受的贿赂财物用于“公关”支出和社会福利为由,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的,应当运用受贿犯罪刑法原理和司法规则进行有效应对,不能一律对其犯罪数额进行扣除。   
其次,根据犯罪构成原理,充足所有构成要件的受贿行为已经全面符合了刑法设定的受贿罪的实体性规格,其事后的处分行为不能撼动受贿犯罪构成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受贿赃款的流向、处分与运动都是受贿既遂之后的表现。所以根据行为人在控制贿赂所财物后的业务支出行为,不能得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目的的必然结论。将事后用于业务支出的贿赂财物从个人受贿犯罪数额中进行扣除,会在很大程度上模糊该项费用的最终性质,混淆个人受贿与单位受贿的明确界限,容易变相导致强行将个人收受的贿赂确认为单位所接受,根本上违背了单位犯罪构成理论。    
再次,从刑法分则受贿罪的规定来看,要求行为人索取或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只要实际取得财物,即符合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刑法条文并没有要求司法机关证明行为人“个人使用”该笔贿赂款物。虽然行为人有证据证明将贿赂用于业务支出、社会福利事业,实质上缩减了犯罪所得的利益,但事实上的犯罪数额减少并不是刑法分则个罪要件进行规范评价时所应当考虑的对象。当然,行为人若存在将贿赂财物上缴“廉政账户”、如数退回行贿人、公开说明用于业务活动、社会福利事业等事后行为,属于“不予扣除”原则中的例外情况。
 

只要行为人能够主动地将收受的财物及时上交、予以退还、公开说明,可以将其上缴、退还、公开的财物数额予以扣除。因为行为人上述“及时”、“主动”的行为,表明其在接受他人财物时并无受贿故意或者犯罪故意尚待确定。在及时主动说明并非个人自用贿赂财物之后,司法机关已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故意的存在。因此,无论是原则性的不予扣除,还是例外性的予以扣除,刑法解释均以符合犯罪构成、个罪特征等刑法原理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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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5-15 | 所属分类:受贿罪律师实务             TAG标签: 受贿罪   北京受贿罪律师   

赵正彬律师 北京浩伟律师事务所 主任

北京市浩伟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高级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法研究生。第九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届职务犯罪预防与刑事辩护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会员, 赵正彬律师自1996年始从事专职律师至今。自执业以来,本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信念,以“至诚至真,精益求精”敬业精神,精心服务于每一位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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