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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律师_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

2021-05-15 10:36:51分类:受贿罪律师实务 阅读:2985
文章导读:受贿罪律师_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 在受贿罪犯罪中,有的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的,如何认定行为人受贿犯罪数额问题,尚有争议。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不影响对受贿罪的认定。

受贿罪律师_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   

在受贿罪犯罪中,有的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的,如何认定行为人受贿犯罪数额问题,尚有争议。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不影响对受贿罪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八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不影响受贿的认定”产生分歧,导致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的犯罪数额计算出现操作障碍。   

第一种观点指出:“不影响受贿的认定”蕴含着性质认定与数额认定的双重含义;司法机关应当直接以国家工作人员收受房屋、汽车等物品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的犯罪数额,不必为此设定独立的数额判断规则。   

第二种观点指出:“不影响受贿的认定”只能理解为对收受房屋、汽车等物品但未变更登记的行为也应依法以受贿论处,并不能拓展性地解释为直接将财物所有权价值计入犯罪数额;“不影响”属于定性谓词,只适用于受贿与否的犯罪性质判断,而计算受贿数额属于定量规则,无法内置于“不影响”的逻辑射程;受贿数额必须结合具体事实分类讨论。   

我们在认同第二种意见的基础上,尝试以体系解释与前置性法律规范分析为视角,细致阐释如何判定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的犯罪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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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过分析内部条文关系、梳理《意见》同类规范的行文结构与规则配置,能够证明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的定量规则存在进一步的解释空间。 

1、内部条文关系。 

局限于《意见》第八条第1款对“不影响受贿的认定”进行语义分析,可以得出两种截然相反却均有相对合理性的结论。这种对立解释在逻辑学与解释论上并不存在任何价值。出现解释障碍,应当转换解释对象与方法,将视角流转至该条后款进行体系性考察。《意见》第八条第2款在结构上与第1款形成递进关系,在内容上集中论述受贿犯罪与民事借用的界限。解释性规范的内部关系证明《意见》第八条属于定性规则,没有包含定量内容。 

2、外部条文关系。 
新型受贿区别于传统受贿的独立性特征在于其与合法民事行为或正当社会生活紧密交织。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与交易型受贿、干股分红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委托理财型受贿等在规范上均属于典型的民刑实体交织案件,在定性与定量层面均应当配备新型判断规则。从外部结构的角度分析,《意见》第一条至第四条针对民刑规范实体交织的共性特点设定了独立的受贿数额判断规则,《意见》第八条却未明确规定如何计算受贿数额。这应当理解为存在实践解释的空间,而非按照传统受贿司法认定的典型思维,直接将财物所有权价值计入犯罪数额。   

第二,计算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的犯罪数额,应当以物权法为规范依据,前置判断合法性原则为导向,设定具体判断规则。 

1、不动产未过户的受贿数额。 
贿赂双方未对房屋权属进行变更登记,国家工作人员无权且无法合法转让不动产,物权法框架下的所有权形态尚不完整,故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将交付时至案发时的房屋使用权价值计入受贿数额。如果请托人有明确的赠送的意思表示,受托人实际占有房屋且没有任何归还行为,才可构成超越物权法规范的例外情况——以交付时房屋所有权价值计算犯罪数额。 

2、特殊动产未过户的受贿数额。 
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机动车等物权的转让,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对于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而言,权属变更登记仅是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物权是否发生变更仍以是否交付为标准。司法机关原则上应以交付时特殊动产贿赂的所有权价值计算受贿数额。国家工作人员在请托人交付后至案发前归还且排除民事借用可能的,应以交付时至归还时特殊动产的使用权价值计算受贿数额。   

第三,不动产贿赂“使用权价值原则、所有权价值例外”与动产贿赂“所有权价值原则、使用权价值例外”,能使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的犯罪数额判断规则摆脱解释论上的困境与疑问。  

1、停止形态与数额计算。  

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盗窃或抢劫汽车,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实现盗抢行为人办理合法的车辆过户手续,完全可以财物所有权价值计算犯罪数额,故是否进行权属变更同样不能对受贿数额认定构成障碍。我们论辩,上述意见忽略了犯罪数额计算的逻辑前提——犯罪停止形态。在盗窃、抢劫等财产犯罪中,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犯罪既遂成立,以所有权价值计算犯罪数额符合刑法原理。在受贿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控制财物属于既遂的决定性标准,也是能否直接以所有权价值认定特殊动产贿赂数额的事实基础。正确的解释进路应当是正视权属登记未变对受贿数额认定的现实影响,通过特殊动产交付行为的物权变动效果与贿赂性意思表示分析物权是否业已变更、特殊动产是否可能脱离受贿人控制、行贿人能否随时进行处分,以此判断是否成立受贿既遂,进而选择数额计算方式。

 

2、刑法上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  

受贿犯罪主流理论认为:刑法上的占有是对财产事实上的支配状态,民法上的占有是对财产法律上的所有状态;权属登记未变型受贿的犯罪数额显然应以财物所有权价值计算。但上述观点始终存在如下疑问:占有在民刑实体规范层面具有二元属性,是否合理?刑法侧重事实判断,民法侧重效力确认,是否合法?财物由受贿人占有却以所有权价值计算犯罪数额,是否正确?本文坚持的受贿数额认定规则以物权法前置判断为基础,原则情况遵循民法认定标准,例外情况考虑刑法认定标准,不存在民刑实体规范的实质性冲突问题,符合刑法解释合法性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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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5-15 | 所属分类:受贿罪律师实务             TAG标签: 受贿罪   北京受贿罪律师   

赵正彬律师 北京浩伟律师事务所 主任

北京市浩伟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高级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法研究生。第九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届职务犯罪预防与刑事辩护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会员, 赵正彬律师自1996年始从事专职律师至今。自执业以来,本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信念,以“至诚至真,精益求精”敬业精神,精心服务于每一位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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