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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律师+滥用职权罪与受贿行为并存时如何定性处罚 (案例分析)

2021-01-17 14:36:51分类:职务犯罪辩护 阅读:2029
文章导读:职务犯罪律师+滥用职权罪与受贿行为并存时如何定性处罚 (案例分析) 安某,系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2006年8月,某集团通过建设银行分行贷款3000万元给百花集团。贷款到期后,百花集团无资金偿还借款,经中级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百花集团欠某集团贷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226.8万元,百花集团在调解生效后3日内给付某集团,大能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安某为某集团申请执行大能公司和百花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执行承办法官。

职务犯罪律师+滥用职权罪与受贿行为并存时如何定性处罚 (案例分析) 

一、案情简介   

安某,系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2006年8月,某集团通过建设银行分行贷款3000万元给百花集团。贷款到期后,百花集团无资金偿还借款,经中级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百花集团欠某集团贷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226.8万元,百花集团在调解生效后3日内给付某集团,大能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安某为某集团申请执行大能公司和百花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执行承办法官。   

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安某多次接受百花集团代理人周某的吃请及现金4000元并以购房的名义向其索要“借款”10万元。之后安某积极配合周某和某集团的要求,加快了案件执行速度,不但在查封房产时,未到现场实地查看被查封房产的实际状况,而且在明知周某和某集团违反相关评估和拍卖程序,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予以默许,将案件移送中院综合科继续执行,致使大能公司13处具有升值潜力的房产流拍从而直接抵付给某集团,造成百花集团、大能公司损失1100万余元。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安某的行为仅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仅为4000元。理由是:(1)申请执行人某集团和被执行人百花集团协商决定评估机构是双方的权利,且案件进入拍卖程序后即已转入中院执行局综合科,与安某的意志无关。此外,加快案件的执行速度只是为了积极履行执行法官的职权,安某客观上并不能为周某谋取执行方面的便利,因此安某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2)客观上难以认定安某向周某所借的10万借款具有受贿性质。关于该案中10万元款项属于借款还是受贿,应当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7项标准来对照分析。安某借款有明确的事由,有归还的能力,周某并未要求安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综上,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安某的刑事责任,且受贿数额仅为4000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安某的行为同时构成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且受贿数额为104000元,应当两罪并罚。 

理由是:1、安某身为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在办理该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期间,违反规定处理公务,造成大能公司经济损失1100余万元,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

2、在执行过程中,非法收受周某财物并为其谋取诸如违反拍卖的程序加快案件执行速度等执行案件方面的便利,故构成受贿罪。两罪同时成立时,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两刑中最高刑以上,根据案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第三种意见认为,安某的行为同时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且受贿数额为104000元,应当按照受贿罪追究安某的刑事责任。理由是:(1)安某身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该贷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在明知周某安排某集团与百花集团、大能公司共同选择评估机构、拍卖机构,违规运以便作通过低价评估、拍卖等程序将标的物流拍的情况下,而滥用职权,将案件移交进入评估、拍卖程序,并且违反规定送达优先购买权人于拍卖日到场的通知书,客观上为周武忠违规运作创造条件,符合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2)安某以买房借款为名收受周某10万元,既没有书写借款凭据亦未约定还款时间,且周某在供述中也明确表示,该10万元是送的,而非借的。因此安某的受贿数额为104000元。(3)在将10万元认定为受贿数额的情形下,应当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择一重罪处罚,即应以受贿罪追究安某的刑事责任。   

三、评析意见   

1、本案以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定罪更为恰当。 
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构成要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构成要素特定为司法工作人员,另安某在执行裁定的时候,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在明知评估程序系违规运作的情形下而将案件交送拍卖程序,这种放任的不作为使得百花集团与大能公司遭受了巨额财产损失。即本案中安某的身份与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滥用职权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两个罪名,按照法理,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同一法律的普通条款与特别条款规定的犯罪构成时,应当适用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这也是由两者的关系决定的。普通条款是在一般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刑法,而特别条款是在特定范围内适用的刑法,就本案而言,特别条款的效力及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只有这样,特别条款才会发挥其应有的意义。   

2、安某的受贿数额为104000元。 

该案中,安某主观借款动机无法证明,其既没有书写借款凭据亦未约定还款时间,知道后来得知周某被纪委调查,怕此事暴露才将此款还给周某,安某所借款项确实是为购买房屋所用也只能证明安某收受该10万元的用途,而不能达到该10万元系借款目的。而该案的行贿人周某也在供述中也明确表示,该10万元是送的,而非借的,行贿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形下,应当认定该笔款项的贿赂性质。2007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了司法解释,对10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提供具体意见,其中就包括借款形式的受贿情形。综上,按照证据链的证明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均应认定安某所借10万元款项为受贿款项。   

3、在以上分析成立的前提下,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安某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收受贿赂又犯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刑法理论上,这是典型的处罚的一罪,对于该种犯罪,应按行为所触犯的罪名中的一个重罪论处,而不以数罪论处。在行为所触犯的两个罪名的法定刑相同的情况下,不是按所谓目的行为定罪量刑,而是按照事实情节较重的犯罪论处,本案中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即是对这一处理原则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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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1-17 | 所属分类:职务犯罪辩护             TAG标签:    

赵正彬律师 北京浩伟律师事务所 主任

北京市浩伟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高级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法研究生。第九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届职务犯罪预防与刑事辩护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会员, 赵正彬律师自1996年始从事专职律师至今。自执业以来,本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信念,以“至诚至真,精益求精”敬业精神,精心服务于每一位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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