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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律师咨询_离职后受贿“约定”要件的认定标准

2021-05-15 10:36:51分类:职务犯罪辩护 阅读:3057
文章导读:受贿罪律师咨询_离职后受贿“约定”要件的认定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岗位上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行为人给予的财物时,为了避免被追究。而与行为人约定,在离职后再收受他人的财物。这样的行是,是否构成犯罪,如何认定约定行为。

受贿罪律师咨询_离职后受贿“约定”要件的认定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岗位上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行为人给予的财物时,为了避免被追究。而与行为人约定,在离职后再收受他人的财物。这样的行是,是否构成犯罪,如何认定约定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此条规定将“现货寻租”变“期货寻租”的隐蔽行为规定以受贿罪论处。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对此问题曾经有过相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意见》在遵循《批复》精神的基础上,将《批复》的“事先约定”要件拓展为谋利之前或者之后的约定,旨在满足办案实践的需要。但是,贿赂双方关于离职后收取财物的约定当然地发生在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的前后,如何在实践操作中充分发挥《意见》所设定的谋利前后约定要件对查证工作的指导作用?  

受贿罪律师咨询,离职后受贿“约定”要件的认定标准

尽管职务帮助者经常通过离职后收受财物的方式逃避刑事追诉。但实践中大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不会在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的过程中约定离职后再收受贿赂。在职期间,国家工作人员长期与请托人保持为其谋取利益的交往关系与感情联络,但并不追求直接的经济回馈,无须请托人当下便提供贿赂财物,而是长效“信任”与稳定“合作”的基础上,于离职后“心照不宣”地接受请托人的财物。时间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与收受贿赂完全错开;空间上,受贿罪的谋利要件与受财要件很难被证明存在权钱交易对价关系。反贪部门查处案件中如何调查在谋利之前或者之后的约定?如何根据事实判断当事人的约定?如果机械地理解当事人约定这一限制性要件,势必无法在时间与空间上有效地连接被贿赂双方故意割裂的受贿罪构成要件,导致无法追究离职后收受贿赂行为的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也已经认识到了约定要件的操作性弊端。因此,《意见》第十条第2款补充规定例外性规则: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反贪部门工作人员可以就此抽离出特定时间节点与特定行为方式,重点查证离职受财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具有离职前后与连续收受的事实,以此推断国家工作人员在离职前与请托人是否存在约定。  
然而,尽管特定形式离职受财的司法判断规则无须直接证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但也仅能解决特殊情况下的认定难题,无法在整体上适用于离职受贿的行为性质判断与犯罪数额计算。我们认为,不应将缺乏当事人在谋利前后约定收取贿赂表面证据的案件排出在受贿罪查处之外;应当重点查证贿赂物品的数额价值,以此为基础,认定受贿人是否存在受贿犯罪的概括故意。
 

现阶段司法实践亟须设定清晰的数额界限,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财物赠与的最高限额(双方有财产往来的应当予以扣除),收受超过最高限额的财物,若进一步查证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客观存在不正当利益的暗箱操作,除非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明确阻却犯罪故意的反驳证据,即推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罪的概括故意,谋利行为与收受财物形成腐败权钱交易的对应关系,构成受贿罪。无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行为与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时间隔多远,无论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多久,对犯罪故意与行为性质不会产生影响。只要在客观上完成贿赂财物(累计数额较大)的交付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实施或兑现为请托人的不正当利益,即使没有关于贿赂财物确定的对应性供述,财产流转的客观事实将原本存在错位的受财行为与谋利行为有效联结,亦能追溯性地印证国家工作人员对为他人谋利后受财具有概括认识。  
此外,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亲属关系(例如叔侄等非近亲属关系)的请托人在国家工作人员在位时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在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安排其在本单位,不要求工作但支付薪金。由于权钱交易关系与亲属家庭关系互为交织,颇难认定受贿人与行贿人在离职前后进行过贿赂性约定。我们认为,关键要从脱离于贿赂双方亲属关系之外的经济关系及其变动分析谋利与受贿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变量控制”规则为核心进行证据搜集——设定亲属关系为常量,给付财物行为为变量。如果查实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在没有金钱往来的情况下,亲属的业务量没有明显变化,而在给付国家工作人员贿赂之前与之后,业务量明显放大,说明变量(给付贿赂)介入与否对于亲属的经济利益具有事实上的关联性,满足概括性对应关系的要求,应当认定属于离职型受贿的“约定”要件。
 

根据以上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以上是受贿罪律师根据网络资料,为你整理的离职后受贿“约定”要件的认定标准,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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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5-15 | 所属分类:职务犯罪辩护             TAG标签:    

赵正彬律师 北京浩伟律师事务所 主任

北京市浩伟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高级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法研究生。第九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届职务犯罪预防与刑事辩护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会员, 赵正彬律师自1996年始从事专职律师至今。自执业以来,本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信念,以“至诚至真,精益求精”敬业精神,精心服务于每一位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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